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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编辑 孙虎的书房
一、青春的漂泊与“异化”
虽然，“漂泊”与“流浪”一直以来都是对人类生存状况描述的重要母题，从《诗经》到《奥德修纪》、从《荷马史诗》到《尤利西斯》都表现了人类原始的流浪经验。
然而，二十世纪后，“漂泊”母题被注入了现代性意义，与传统的主动性“漂泊”和自然性“漂泊”不同，现代性意义上的“漂泊”有着强烈的被动性与精神性。
生存于现代大都市中的人群所体验到的漂泊感，更多地来自于生存家园的消逝与精神家园的破碎，极度物化的社会性改造造成了原始生存家园的毁灭，因此，漂泊感与无根感愈发强烈。
青少年群体作为青春电影的叙事主体，同样受到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当然，当下青春主体的生存境遇是复杂的。
虽然大部分青春主体不再如农耕时代的传统社会中过早进入成人社会、承担社会劳动。
而是在现代社会的衍生物——学校这一教育体系中完成成人前的预演与准备，学习生存于现代社会的必要技能。
但在当下中国社会中，显然青少年的生存状况是复杂化的。
现代社会中所造就的不同社会阶层、等级观念影响下，部分青少年较早进入社会寻找生存出路，有的仍在学校的象牙塔中规避风雨。
但无论现实的际遇如何，在青春主体的成长历程中，“漂泊”意识都贯穿于生存与精神领域，带来了青春主体对自我的怀疑与人性的“异化”。
“现代人四处奔波劳碌，却无从把握终极与绝对，个体在现代都市的频繁刺激下，已丧失了感知体验的丰富性和敏锐性，变得对所有事物都腻烦，感觉不出事情的独特细微性。而且，由于现代个体内心已失去固有的安全感和确定性，个体心中涌动的只是永远的紧张，以及对现代生存的茫然与不知所措。”
华语青春电影中以青春主体的成长经验为叙事内容，同样体现了丰富的现代性内涵，青春世界看似单纯的成长故事背后有着复杂的现代社会背景。
青春主体在极具现代感的都市空间中，在已“变了颜色”的乡土世界中，逐渐丧失了安全感，或者迷失于城市喧嚣的灯红酒绿，或者永远无法体认与回归到曾经的乡土家园，这种“被放逐”与“被驱逐”成为现代性的生存悖论——越失去越寻找、越寻找越失去。
因此，在“漂泊”中“寻找”成为青春主体身体与精神改变的双重路径。
“很多影片充满了真诚执拗而苦涩的寻觅，展现了一种‘在路上’流浪的生存状态寻找理想，寻找“朱赫来”（《长大成人》），寻找爱情或自己的另一半（《苏州河》、《月蚀》），寻找美好的童年记忆、失落的亲情友情（《牵牛花》、《童年往事》）、寻找“自行车”、枪（《十七岁的单车》、《寻枪》、《周末情人》）中的那些年轻人，仿佛总是在路上，生活困窘，居无定所，而且他们总是若有所思地在寻找着什么。”
但即使在最熟悉的家乡故土也没有了熟悉的气息与味道，因此，“怀旧”带着一种假想式的圈套，试图所做的有限的回味与寻觅，也必然在现实的残酷里遭到彻底的毁灭。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是人类思想文化领域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
“19世纪西方文论在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突破了古典主义文论的束缚，形成了以浪漫主义（含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含自然主义）为主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那么，20世纪西方文论则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击下，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具有鲜明反传统倾向和20世纪新特点的当代性文学理论。”
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不断涌现出的各种理论观点与学术思潮，让现代主义成为解读人与世界关系的主要阵地。
从结构主义到意识流、从精神分析到存在主义无一不在这一时期形成影响与思潮，以独特视角理解与解读世界。
揭示人的生存与存在的真理，尝试深刻认识当下突变而复杂的世界。
可以说，二十世纪人类科技惊人的发展速度带来了人类精神与思想层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由于在科技与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与传统农耕时期的自然社会巨大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这种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体验方式等一系列的改变让人类开始改变对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而关于改造世界之美好与肮脏的悖论让人类对自我认识同样产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人的存在与生存同样重要却充满“异化”色彩。
人类既无法理解也不得不正视自我发展与自我毁灭之间的距离，也无法回避人本性之贪婪与欲望同纯粹真善美之间的距离。
现代主义试图从异化的人性到异化的空间中处处寻找人类生存的真理，然而这种努力仿佛也是徒劳的。
现代主义往常于自由揭示与自我解构，回避传统与浪漫，甚至规避现实，而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境况、生命体验的种种揣测与经验之上。
青春，作为人类成长史上个体化的生命体验过程，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与镜像，如此明晰的昭示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现代主义精神追求与体验。
“一个社会的青少年状况不仅是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自然结果，而且是社会未来状况的投射。作为现代社会的缩微模型，成长主体无疑是本雅明意义上的星丛、寓言和辩证意象。”
与西方一味追求商业色彩与文化意义不同，华语青春电影历来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青春电影常常以“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借助青春主体的成长经历，表达对当下现代社会中群体意象、都市情感、人性真实、生命意义等的价值追求。
青春世界像一个微缩的社会，青春主体所面临的看似是成长过程中的困扰，带有强烈的群体性，实则是特殊时代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在华语电影中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这些电影一方面以青春故事为主要叙事内容。
另一方面在内涵上着重突显当下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所掩映出的巨大社会变革背景。
大陆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改革幵放，香港经历了九七回归，台湾一直以来尴尬的政治地位等政治要素，浸润在GDP快速发展、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的经济要素影响下，人的存在就有了复杂而多元的意义。
无论是大陆青春电影的怀旧风潮、香港青春电影的都市品性、还是台湾电影的复古清新风格都带有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
二、以青少年为叙事主体的华语青春电影
以青春群体的漂泊作为镜中像透视出整个社会的漂泊感受，玩味着当下现代社会中孤独的人群与躁动的心理。
“在‘第六代’导演的60年代出生的群体中，张元、王小帅、胡雪杨、娄烨、管虎、路学长、李欣等人以冷峻、严酷和悲剧人生的态度，执著地在创作中寄寓理想的破灭和青春受伤的涵义，以一种反叛和不妥协的姿态，在银幕空间中演绎自我放逐着的孤独悲剧和无可适从的漂泊主题。”
同时，华语青春电影中也表现了青春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影响和冲击下产生的“异化”，青春浓重的激情色彩渐渐退去，青春主体本应美好而单纯的梦幻世界被打破，而那些为了生存的挣扎与蜕变，带着一丝“异化”的味道。
青少年怀揣着的对理想的执着与追求每每被现实打破，并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暴力结局（《青红》）；
精神世界的宁静被现代性打破，变成一场肮脏的交易与没有底线的妥协（《苹果》）。
由香港导演陈国富执导的作品《我的美丽与哀愁》以昆曲《牡丹亭》为叙镜，借用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故事情节，运用了套层结构，讲述了一段现代社会中的神秘爱情故事。
《我的美丽与哀愁》是一个现代版的《牡丹亭》的故事，电影与昆曲《牡丹亭》形成一种现代性镜式文本。
《我的美丽与哀愁》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与《牡丹亭》中的故事情节相似，只是故事发生的时空改在了现代社会的台湾。
电影中的主人公杜莉莉与柳玉梅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连名字都很相似，故事中的主人公杜莉莉，是一所台湾私立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成绩优异，认真刻苦，但与母亲时常发生矛盾。
杜莉莉时常梦到自己穿着古装，在一座古朴的中国式庭院里，与一位书生约会，她不断做着这样的梦，觉得自己爱上了梦中的书生。
导致她在上课时常常精神恍惚。
杜莉莉在梦中与这位英俊的书生见面、相恋，偶然一次机会，莉莉发现梦中的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女歌手柳玉梅，但还未来得及见面，莉莉就意外坠楼而亡。
三年后，杜莉莉的好友咪咪成为柳玉梅的助理，而柳玉梅阴差阳错的租住在莉莉的房间里，也开始梦见在那座花园里与莉莉相见，莉莉见到了现实中的柳玉梅，但经过一番周折，发现梦中的书生，在现实中也不过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罢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