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新浪十大好书(中国销量最好的十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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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文学代表作《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神圣家族》等;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以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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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合集

作家梁鸿在其生命困顿匮乏之时,重返故乡,探访梁庄生活内部的驳杂与丰沛,叙述梁庄生命个体的迁徙与流转。前后历时五年,铸就《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关于每个人都在沦陷的故乡,关于每个流落在外的异乡人,关于早已隐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温柔与哀痛。《中国在梁庄》,经过五个月的调查采访,还原了梁庄近四十年来的变迁史,记录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他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记录了中国的转型之痛、乡村之伤。《出梁庄记》是作家梁鸿继《中国在梁庄》之后集中书写离开梁庄去外地打工的父老乡亲生存状态的非虚构作品,由梁鸿探访10余座省市、400余位打工者,以200万字图文资料整理撰写而成,是“梁庄”范本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细节的观察。

媒体评价这两部作品在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作品获奖如下:

2012年国家图书馆第七届文津图书奖

2012年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

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

2010年度新浪十大好书

2010年度非常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图书奖

2010年度广州十大好书势力榜

第九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散文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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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庄三部曲”第三部《梁光正的光》(2017年出版)

媒体评价《梁光正的光》: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他对自己说,要有光,于是他的生命分出了明亮与晦暗。

在现代性的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意义颇费参详。不必急于界定他,也不一定仅仅只是农民,梁光正的光或许就在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所以,让我们先认识这个活生生的人,认识有趣的“这一个”。

——李敬泽

梁家儿女觉得父亲是用一生做了场春秋大梦。将现实执拗地过出魔幻感,不被人理解也无妨,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也常有。梁鸿不止写出了梁光正的光,还映出她心里那束梁庄的光、父辈的光。透过坚实的文字,这光葳蕤自生。

——崔永元

让小说透过耐人寻味的道路回到自身真实及情感,而终向人的魂灵和爱,这是梁鸿对写作路径的校正和野心。

附:

《中国在梁庄》前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那片土地,即我的故乡,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在离开的这十几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作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个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一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村庄的过去与现在,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未来、现代相联系,而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你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新旧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即使你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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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我并不认同很多论者的观点,认为乡村已经完全陷落,但是,它又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都似乎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范式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出梁庄记》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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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于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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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做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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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绝对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

《梁光正的光》前言

白如暗夜

毋庸讳言,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父亲。

在父亲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机会较长时间亲密相处。因为写梁庄,他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

那是我们的甜蜜时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了解他,虽然父亲特别擅长于叙说,在写梁庄时,我也曾把他作为其中一个人物而做了详细访谈。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我无法完全明白。

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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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白衬衫从哪儿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实内容。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漫天。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在讲述当年被批斗的细节时,父亲说,“白衬衫上都沾满了血。”在他心中,“白衬衫沾满了血”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过了几十年之后,在随意的聊天中,他还是很愤怒。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尊严,底线,反抗,或者,仅仅只是可笑的虚荣?

为了破解这件闪光的白衬衫,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一点点拼凑已成碎片的过去,进入并不遥远却已然被遗忘的时代,寻找他及他那一代人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赋予他一个名字,梁光正。 我给他四个子女,冬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庄,一个广义的村庄。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倒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

时间永无尽头,人生的分叉远超出想象。你抽出一个线头,无数个线头纷至而来,然后,整个世界被团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远非只是个人事件,它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不断往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

小说之事,远非编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与风车作战,在虚拟之中,把散落在野风、街市、坟头或大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连起来,让它们拥有逻辑,并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梁光正是谁?即使在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了。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这本书,唯有这件白衬衫是纯粹真实、未经虚构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人和书中出现的物品,又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它们的真实感都附着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亲。

我想念书中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繁茂,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的。没有人回应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麦地的麦女儿肯定看到他了,看到了那个英俊聪明的少年——她未来将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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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金黄的麦浪起伏飘摇,饱满的麦穗锋芒朝天,馨香的气息溢满整个原野。丰收的一年就要到来,梁光正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

《梁光正的光》精彩段落辑录:

1.风是突然来的。

  勇智记得很清楚,他正用力往上提卷闸门,那闸门被轨道里的陈年老灰吸着,很难拉起。突然,他感觉胳膊上的肱二头肌鼓起的地方被什么轻扫了一下,里面的青筋一阵猛烈弹动,像一排细针轻轻扎下,又迅速拔起,点点烧灼般的疼。紧接着,门左边的大盆针叶松微微动了几动,密密的针叶相互碰撞,搅在一起,右边的

  芍药大绿叶也晃了一下,一片腐烂的黄叶飘到大花盆的边缘。

  起风了。

  勇智抬头往远处看,门前路上,风卷着地上的垃圾,塑料袋麦秸杆干菜叶脏布条,跳着转着,卷过对面的百货店烟酒店热干面店,梭成一个个小三角堆,堆在春天新栽的小树根部。勇智感觉积攒了整夜的汗液瞬间消失,垂到胯部的肚子减轻了一点分量,呼吸也畅通起来。

  这是一条“工”字形路,勇智家在那条竖“1”上,上边的横“一”是繁忙的省道,通向全国各地,“一”外是平展展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下边的横“一”是吴镇内部的一条街道,镇政府邮政所电信营业厅和各种小商店都在这条街道上,是吴镇年头最久也最繁忙的老街道。风从上边的横“一”方向浩荡着吹过来,把一辆辆大卡车卷起的灰尘扬到空中,弥天盖地。从勇智这边看,声势很大的样子。

  是要下雨啊。

  话说不及,从上面横竖“一”交叉的大路转弯处传来了声音,

  “嗯——”,音调微微上扬,拖长着,运行到鼻腔最后部,把那里的粘稠物质紧紧吸住,然后,再从鼻腔后部往前运行,“咔——呸——”,中间一气呵成,无一丝停顿。父亲来了。在勇智脑子里,一口浓痰正从父亲口中飞出,滑出优美的足有几米长的抛物线,准确地落在路边的垃圾堆旁,拖车边,树根下,院子外的粪堆上,客厅的墙角里。反正,从来不会在垃圾桶里。

  父亲穿着他的白短袖衬衫、黑短裤、白袜子和黑色千层底布鞋,迈着八字步,挺着腰,于灰色小旋风中浮现,施施然朝勇智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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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父亲的名声已经败坏。父亲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庄稼,父亲好大喜功、惹是生非,父亲敢说敢骂、爱出风头,父亲热嘲冷讽、蔑视那些勤勤恳恳的人,父亲那身终年不变的白衬衫,都早已让人们看不惯。但是,有一项人们无法抹煞父亲,那就是,他的老婆躺在床上七年,依然活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背着这可怜的女人到遥远的城市去看病,身无分文时再回来,挣一些钱后,再背着她去找医院,他心无旁鹜、一心一意,好像那女人是世间最珍贵的财宝。人们忘记了当年他们彼此间怎样吵架,忘记了他怎样因为常年到处跑而惹得女人生气,忘记了他怎样爱打官司而让女人担惊受怕。人们看着这个男人,一会儿背着女人出去了,一会儿又抬着副担架回来了,女人总是躺在那里,而他,专心低头看着,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人们被他感动了。在说起他时,人们会说,人家梁光正,也只有那样了。

  3.她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的伤心和怨恨,看到埋藏很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爱。

  4.她把过去存在箱子里,就像存一个百宝箱,闲时拿出来,慢慢翻看,看着,笑着,哭着。这些写信的人,怎么和她眼前的人都不一样啊?她们到底弄丢了什么?冬竹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她希望他们还是他们。可是,他们肯定忘记了自己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它们藏在各自心里,藏着藏着,就忘了,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5.他带着我们四处寻亲,不断上路,考验我们到底爱不爱他,爱不爱人们,爱不爱这世界。其实,是他自己还天真地抱着幻想,他也想再爱一次,以弥补他的愧疚。他比我们谁都天真。

  6.妈要死了。大家只是凭着惯性日复一日,例行公事般地照顾她,放开她,忘掉她。很难说没有懈怠所致。蛮子的事情刚好掩盖住了我们的懈怠,我们借此原谅了自己,又找了一个可以恨的对象。谁都清楚,即使没有那次的事件,妈也快要死了。

  7.说到“爱”,父亲对“爱”的理解和通常人不一样。勇智一个人在心里来回琢磨父亲行为的缘由。对父亲而言,对自己亲生子女的爱,就像动物的自然本能,是谁都有的行为,不值一提。对他人的爱,则是一种道德行为的展示,是对人的品行的衡量。他之所以一生都热衷于对别人好,是因为那是他的道德标准,是最低的道德限度,是他生之为人的重要标志。这样看来,父亲忽略自己的子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自然伦理下的产物。唉,谁知道呢?也许父亲只是热爱女人而已。

  8.父亲怒视冬雪,“好不容易咋了?好不容易当个小官就该欺压百姓,就该说假话办假事?那算个啥官?!我被批斗,你说都是我的错了?我不该偷东西让你们吃?我不该给你妈治病?不该让你们上学?不该说实话?这个社会都坏透气了,都不说,那大家活着还好干啥?”

  9.父亲提高声音,说,“特殊年代就不认自己爹妈了?自己爹妈都不认了,还配是个人?你说说看,哪朝哪代,不认爹妈的那个人会是个好人?”父亲压低了声音,说,“也不是没有报应。现在,他们再回村里,谁搭理他们?别看他们是啥美籍,啥大老板,都看不起他们。”

  冬雪说,“那是你顽固不化,村里多少人请他们吃饭,巴结他们,你又不是不知道。”

  19.父亲眉眼乱飞,话语尖刻,奇思妙想,又句句关涉现实,病房很快就成为他的表演场所,病床就是他的舞台,所有人都面朝他,被他牵动。从ICU出来,父亲又在病房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在这期间,父亲教两个老人和不孝子女斗争,调解三起家庭矛盾,批评了四五个晚辈粗心,为前后住进来的六七个病人打气。除了睡觉、昏迷和极为痛苦的时刻,他都在忙着为大家操心。他的听众越来越少,家属们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对病人高声大气,不敢离开,也不敢翻手机,一脸死相地坐着。那些病人想要休息,又被父亲缠着,只好斜侧着脸,假装听的样子。

  11.“都啥时候了?你那套斗争经验不起作用了。”

  “咋不起作用?当年能把家斗败斗散,现在再把儿子工作给斗没,把自己的命也斗没,作用可大了。”勇智阴阳怪气加一句。

  12.父亲开心地笑着,任由振华握他的手。他喜欢振华,他喜欢活跃的、离经叛道的、有各种想法的人,父亲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愤世嫉俗,骂骂权威,嘲笑嘲笑老实人,呸几声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春天父亲鼓动大家告状时,振华是中坚力量。他负责联系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游说大家反对征地,又花钱打印复印告状信,快递到全国各地的梁庄人,收集签名。他使用的名词也比父亲更时髦更新鲜,什么公民啦、法制啦、地权啦。他兴致勃勃,一张大嘴到处奔洒唾沫,劲头比父亲还足。也难怪他太阳能生意做不成。

  13.他想干啥?冬竹猜不出来。想让我们大家的手都握在一起,来一个大和解大团圆?这符合父亲的风格。他喜欢煽情也擅长煽情,他喜欢让大家看到他的伤心,只要能让我们跟着他哭,能让我们心怀内疚,他什么举动都可以做出来。

  14.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

  15.她狠狠摇晃着,想把梁光正摇醒,她要和他大吵一架,让他看看他制造的慌乱,看看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负担,让他承认他的糊涂和犯下的错误。

  16.她要扒出梁光正的棺材,把他摇醒,看着他的脸,让他给她一个办法,给她指条明路。他一生为别人出了那么多点子,可为什么留给自己的子女却是难题。

  17、他们听到了风的声音,空气流动的声音,阳光照射的声音,树叶碰撞的声音,听到了坟里的低语和哭泣。他们看到了那条大河,就好像第一次看见。春天的水刚刚来临,它们从遥远的山涧下来,一点点汇聚,沿着万千年冲刷而成的河道奔腾向前,那浪花在每一个弯角盘旋徘徊,回返往复,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个多情的情人,不愿意舍弃和每一处泥沙亲吻的机会,涌上去,下来,再涌上去,白色的水花溅起,飞腾出一个个水珠。阳光穿透而过,形成一个个五彩团球。每一个彩球里都包含着万千世界,山川、长城、蚂蚁草、合欢树、微尘、巴别塔、金字塔、尸骨、矿物、杜鹃花,以至无穷。

  他们重又看见父亲和过去的一切。就好像第一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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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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